大蛇小说

第九卷（第1页）

我急着住进退隐庐，等不及大地回春，只等新屋一收拾好就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德·霍尔巴赫一伙对此大加嗤笑，他们四处宣扬——不出三个月我就会耐不住寂寞，不知害臊地回到巴黎，重新开始和他们一样的生活。而我十五年来都像离水的鱼，现在终于能重回故渊，根本无心理会他们的耻笑。在身不由己步入社交界之后，我一刻都没有忘记在可爱的沙尔麦特度过的甜蜜生活。我觉得自己生来就适合隐居乡间，生活在别处不可能幸福。在威尼斯公务繁忙，身居外交使节的高位，满怀升官晋爵的骄傲；在巴黎置身于上流社会的旋涡，沉醉于晚宴的口腹之享，欣赏着剧院的夺目光彩，流连于虚荣的幻境。我时常回忆昔日的丛林清溪和悠然漫步，愁思丛生，让我嗟叹又憧憬。我强迫自己去做的一切工作、所有曾让我打起精神的野心勃勃的计划，无一例外都只有一个目的：有朝一日让我过上幸福逍遥的乡间生活，也就是此时此刻我正深自庆幸即将开始的生活。

我原以为必须积累足够的财富才能实现这种生活，现在我显然并不富有，可是以我所处的特殊地位，完全可以通过截然相反的途径达到同样的目的。我没有一分钱的年金，但是小有名声和才气，摒弃了为免惹人非议而必要的种种开销，追求简单质朴的生活。我虽然生性懒散，可是只要我愿意，也可以勤劳发奋。我之所以懒散不是因为游手好闲，而是处于对独立的追求，只有想工作的时候才工作。抄写乐谱这份活计既不能成名也不能发财，但是很稳妥。上流社会对我选择这一职业的勇气十分赞赏，所以我不愁没有活干，只要踏踏实实工作就足以维持生活。《乡村卜师》和其他作品的收入还剩下两千法郎，有这一小笔存款，我不至于受穷。而且我正在写作几部作品，不必向书商漫天要价也可以挣得一笔收入，足以补贴生活。这样一来，我不必过分劳累，甚至还有闲暇去散散步。我的小家庭有三个人，人人都有事做，维持生活的开销也不算大。总之，我的收入与我的需要和欲望相匹配，我可以按自己的志趣做出选择，过上可以长期维持的幸福生活。

我原本可以选择一条收益丰厚的道路，用手中这支笔去写作而不是抄写乐谱。我当时大有一鸣惊人的势头，而且自觉有能力将这阵势头维持下去，只要我愿意使出作家的手段，就可以凭借自己的作品过上阔绰甚至奢侈的生活。但是我有一种预感：为吃饭而写作很快就会扼杀我的才华，让天赋窒息而死。我的天才不在笔头而在心间，只有超然洒脱的思维方式才能孕育这样的才情，也只有这样才能让灵感开枝散叶，永不枯萎。一支唯利是图的笔不可能写出任何鲜活伟大的事物。需求和贪婪也许会让我写得更快，却不能让我写得更好。对成功的渴望就算没有把我送进纵横捭阖的小团体，也会让我绞尽脑汁哗众取宠，对有益的真理闭口不言，那样的话，我就不可能成为卓越的作家，只能沦为一个东拼西凑的蹩脚作者。不行，绝对不行。我始终认为，作家这个身份只有在它不是一个职业的时候才有意义，只有那时它才是光荣可敬的。如果思考只是为了维持生计，那就很难产生高尚的思想。要想有能力并且有胆量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向追名逐利的欲望低头。当我把自己的书呈现在公众面前时，我深信自己是在为公众的利益说话，没有任何私心。如果我的作品被人抛弃，那就是人们自己不愿从中吸取教益，算他们活该。对我而言，我并不依靠他人的赞许维持生活。如果我的书卖不出去，本职工作也能养活我，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的书还真能卖得出去。

1756年4月9日，我离开了城市，从此再也不在城里居住。后来，无论在巴黎、伦敦还是别的都市，我都只短暂逗留过几次，或者路过或者不得已留宿，都不能称之为居住。德·埃皮奈夫人乘自己的马车来接我们一家三口，她的佃户替我搬运简单的行李，当天我就在退隐庐住了下来。我发现我这座小小的幽居尽管陈设简单，但是干净整洁，颇为雅致。精心布置这座小屋的那位贵妇让这一切在我眼里具有了不可估量的价值，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女友家里做客。住在我亲自选择、她特意为我建造的房子里，真是乐趣无穷。

天气还很冷，残雪尚未消融，但是大地已经开始复苏。紫堇和迎春花渐次开放，枝头也绽开了嫩芽。刚到的那天晚上，我迷迷糊糊睡到一半醒来，恍惚间忘了自己已迁入新居，还以为是在格勒内尔街呢。忽然，紧邻住宅的林子里传来一阵夜莺的鸣唱，让我心弦为之一颤，婉转的歌声仿佛就在我的窗前。我欣喜若狂地在心中呼喊：“我终于得偿所愿了！”

第二天一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踏访周围的乡间景物。我顾不上整理新房，赶紧出门散步，跑遍了小屋周围的每一条小径，每一片小树林，每一丛灌木，每一处角落。我越端详这片迷人的隐居地，就越觉得它专为我而设。此地清静却不荒蛮，让我仿佛置身于天涯海角。城市附近绝对无缘得见如此动人的美景，突然置身其中，我真无法相信这里距巴黎只有四法里之遥。

在乡野风光里沉醉了好几天，我才想起要整理手稿，安排一下工作。和从前一样，我在上午抄写乐谱，下午带上笔记本和铅笔去散步，我向来只能在露天环境下自由地思考写作，现在也不想改变。几乎就在家门口的蒙莫朗西森林便成了我的书房。我有好几部作品都已开了头，现在正好有时间审阅一遍。我的写作计划相当宏大，但是在喧嚣的城市中进展十分缓慢。我打算等繁杂事务少一些的时候加快速度，现在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在城里，我动不动就生病，又常在拉谢弗莱特、埃皮奈、奥博讷、蒙莫朗西府上跑来跑去，还总有许多无事可做的好事之徒登门纠缠不休，而且有半天的时间必须抄写乐谱，我根本无暇写作。如果人们算一算我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那六年里写出的作品，我相信他们会发现，如果说我那六年的生活是浪费时间，至少也没有浪费在无所事事上面。

在我已经动笔写的那些作品之中，有一部我很久以前就在构思的作品，让我兴致勃发，打算为之倾注毕生的心血，而且在我主观看来，这也是将来最能使我成名的作品，这就是我的《政治制度论》。我第一次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已经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身在威尼斯，面对被夸耀得无比优越的威尼斯zhengfu，我有机会一观其中的诸多弊病。从那时起，我对伦理学进行了历史性的研究，大大拓宽了眼界。我发现，一切都与政治存在根本性的联系，不管我们怎样做，无论哪国的人民都只能成为本国zhengfu的本质所决定的样子。因此，在我看来，“什么是可能的最好的zhengfu”这样一个大问题便等同于一个范围狭窄得多的问题：“什么样的zhengfu本质能塑造最有道德、最开明、最聪慧，简而言之就是最好的人民？”——这里的“最好”一词是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根据我的观点，这个问题又极其接近于另一个问题（但是两个问题的本质不尽相同）：“何种zhengfu的本质最接近于法呢？”由此便产生了“什么是法”以及一连串同等重要的问题。我看出这些问题正引领我走向伟大的真理，这些真理将造福全人类，尤其有益于我的祖国的幸福——在我最近那次旅行当中，我发现祖国对于法律与自由的概念并不够正确，也不够明晰。我曾以为，以写作的方式间接地为我的同胞普及这些概念最能顾全他们的自尊心，也最能让他们原谅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他们更高瞻远瞩。

这本书我已经写了五六年，但是没写多少。写这样的书需要沉思默想，需要闲暇与安宁。写这本书是我私下里的行为，我不愿告诉任何人，连狄德罗也没有告诉。我担心这项写作计划对于我所处的时代和国家而言太过大胆，害怕朋友们的惊惧会妨碍我计划的执行。我也不知道能否及时完成它，在我生前出版。我希望能无拘无束地把这个题目所要求的一切全部书写出来。我生来不喜欢讽刺别人，也从来不想对别人口诛笔伐，平心而论，我的公正是无可指摘的。我当然想充分行使思想的权利，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我也始终尊重管辖我的zhengfu，永远不会违反zhengfu的法律。我一方面十分小心不要触犯各国皆有的万民法，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因畏惧而放弃万民法所赋予我的利益。

我甚至要承认，作为一个生活在法国的外国人，我觉得自己的处境很有利于我放胆说出真理。因为我很清楚，只要不在法国出版任何未经许可的作品，那么不管我怎么写，不管我在别的地方出版了什么作品，我在法国都无须对任何人负责。在日内瓦，我无法享受同等的自由，因为根据日内瓦的规定，不管我的书在何处刊印，zhengfu都有权对其内容妄加指责。这一点对我接受德·埃皮奈夫人的邀请而放弃定居日内瓦的打算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我感觉到——也正如我在《爱弥儿》里所写的那样——如果你想写一本真正有益于祖国的书，那就不要在国内写，除非你成心要在国内搞阴谋。

更让我觉得自己处境有利的一点是，法国zhengfu或许不会对我青睐有加，但是，我相信他们即使不保护我，至少也不会干涉我。要知道，法国zhengfu完全有权将我驱逐出境，但是即便将我驱逐出境，我还是可以照样写我的书，或许还会写得更加露骨，所以倒不如让我安分守己在法国写作，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作品不至于太不利于法国zhengfu。对无法阻止的事情表示宽容，将这种宽容夸耀为自己的政绩，这倒不失为简单却巧妙的政治手腕。再者，法国zhengfu这样做，也是对万民法表示明确的尊重，有利于扫除欧洲各国对法国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成见。

根据事态的后续发展做出判断，有些人认为我的这种轻信让我吃了大亏，其实这样想的人很可能是自己看走了眼。在后来将我吞没的那场风波中，我的书只是遭到攻击的借口，他们真正痛恨的是我这个人。他们并不在意谁写了什么书，而是一心要毁掉让－雅克·卢梭这个人。人们在我的作品中发现的最大罪恶，恰恰是我的作品给我带来的最大荣誉。这些都是后话，现在不急着多说。这件事的经过直到现在对我而言还是个谜，不知道将来的读者能否揭开谜底。我只知道，倘若我公开发表的道理确实活该让我遭受种种虐待，那么我早该付出代价了，因为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最果敢（或者说是最大胆）地阐述这些道理的一部作品早在我蛰居退隐庐前就已经发表。尽管那时就有人曾想寻衅和我论战，但是从来没有人想要阻止那部作品在法国刊印发行，那本书在法国和荷兰一样公开出售。在那之后，《新爱洛伊丝》也同样顺利出版，而且也同样受到读者欢迎。此外，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爱洛伊丝临终时的表白与萨瓦副主教的表白完全一样。《社会契约论》里的一切大胆言论早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里就已经出现；《爱弥儿》里的一切放肆之语早在《朱丽》[65]里也已经有了。这些大胆的言论在前两部作品中都没有激起任何流言蜚语，所以让后两部作品遭人非难的显然不是大胆的言论。

在退隐庐期间，我还有一项性质大致相同的工作，不过计划订得比较晚，那就是此刻最让我牵挂的圣皮埃尔神父著作摘选。为了叙事连贯，我直到现在才提起这部作品。早在我从日内瓦回来以后，马布利神父就向我提起了这件事，不过他没有直说，而是通过杜宾夫人开的口，而杜宾夫人出于某种利害关系，也有心让我接受这个意见。她是全巴黎三四位曾经将老圣皮埃尔神父视为宠儿的贵妇人之一，她就算不是老神父最偏爱的人，至少也和德·艾吉雍人一起得到他的欣赏。这位善良的老人去世后，她对他的敬爱和缅怀足以使他们双方都受人尊敬。因此，如果她看到故友生前未出版的文稿在她的秘书手中重新焕发生命，一定会倍感欣慰。这些手稿中不乏奇思妙想，但是文字不善表达，读来令人厌倦。说起来也奇怪，圣皮埃尔神父一向把读者当作大孩子看待，可是写作的时候却完全不在意读者能否听懂、是否愿意听下去。正因如此，他们才建议我接受这项工作。第一，这件工作本身就有益处；第二，它很适合一个勤于动笔而懒于写作的人，适合一个把思考当作苦差事、宁愿阐释他人的见解而不愿自创新意的人。不过，我并没有让自己局限于阐释人言的工作，我有时也会主动思考，可以打着圣皮埃尔神父的旗号阐述一些重要的真理，这比打着我自己的旗号要好得多。不过，这项工作并不轻松，需要细读、深思和精心筛选，原稿足足有二十三大本，文字冗长混乱，啰嗦重复，夹杂着许多浅薄的谬误，我必须从中萃取伟大而美妙的思想，正是为了这些思想，我才有勇气忍受工作的辛苦。如果能不失颜面地反悔，我也想摆脱这份苦差，可是当我收下神父的手稿时（这些手稿是他的侄儿德·圣皮埃尔伯爵受圣朗拜尔之托交给我的），我可以说已经用行动做出了承诺，要么把文稿退还给人家，要么就好好发挥它们的价值。正是为了发掘它们的价值，我才把这些手稿带到了退隐庐，所以此时此刻，这是我准备利用空闲时间完成的第一部作品。

我还在构思第三部作品，我对自身的思考让我想到要写这样一部作品。如果我的文笔能跟得上头脑中的计划，我很希望能写一部真正有益于人类的书，让它跻身于对人类最有益的书籍之列。我越是这样想，就越感到自己有勇气开启这个大工程。我注意到，大部分人在一生之中都会有背离自己初衷的时刻，所作所为与内心真实想法判若两人。我写书并不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我的目标是探寻其中的根源，尤其是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原因，从而学会控制它们，让自己变得更好、更自信。毫无疑问，要抵御某些已经成型却又必须克服的欲念，即使对一个正派人来说也是很痛苦的；如果能够追根溯源，在欲念萌生之前防患于未然或者及时予以改变或纠正，就不会那么痛苦了。人在第一次面对诱惑时可以抵抗，因为他很坚强；再次面对同样的诱惑时，却会因为软弱而屈服。如果始终像第一次那样坚强，那就永远不会屈服。

我一面审视自己，一面观察别人，探寻种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究竟从何而来，这时我发现，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外界事物先入为主的印象。我们不断被感官和感受改变，我们的意识、感情乃至行为也不知不觉受到影响。我观察到的许多令人震惊的现象都是无可争议的证明，我的观察符合自然科学原理，因此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外在的生活准则。这些准则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让我们的心灵处于或始终维持在最合乎道德的状态。如果人能够凭主观意志调动自己的生理机制，稳定住常被外在因素扰乱的精神秩序，那样的话，理性可以少走多少弯路、阻止多少邪恶的产生啊！气候、季节、声音、色彩、黑暗、光明、自然元素、食物、喧嚣、寂静、运动、静止……它们都会对人体这部机器和我们的心灵产生作用，这些因素为我们提示了千百种准确无误的方法，能让我们从源头上控制自己的情感，不再受到情感的摆布。以上就是我这部著作的基本思想，我把纲要整理成草稿，希望能对禀性良好、真心崇尚道德又警惕自身弱点的人们有所助益，我觉得这种思想很容易创造一部作者爱写、读者也爱读的有趣读物。然而，我一直没在这部题为《感性伦理学或智者的唯物主义》的著作上花多少功夫。许多纷扰让我无法专注写作，读者不久就会知道其中的原委，大家将来也会知道这份纲要的命运如何，它与我自身的命运紧密相连。

除了上述这些外，我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思考一种教育学说。德·舍农索夫人对丈夫教育儿子的方式非常担忧，所以拜托我研究这个问题。教育问题本身不太合我的口味，但友谊让我对这个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关心。所以，在我方才说到的所有课题中，这是唯一有所收获的。按照我写这个题目时的期待，这部作品原本应给作者带来另一种命运。不过在这里还是先不谈这个让人伤心的问题吧。在本书之后的章节里，我将不得不谈到它。

这些五花八门的计划让我在散步时有了沉思默想的主题。我想我已经说过，我只能一边散步一边思考；一旦停下脚步，思绪也随之停顿。我的大脑只能和双脚一起运动。不过我也未雨绸缪，准备了一项专门留给下雨天的室内工作。这就是我的《音乐辞典》。辞典材料凌乱残缺，完全不成型，大有彻底重写的必要。我带了几部重写可能需要的书籍，此前又花了两个月时间从各类书本中摘录了许多材料，那些书籍都是别人从皇家图书馆借出来给我的，有几本还允许我带到退隐庐来。这就是我预备在室内进行的工作，每当天气不适合外出或者抄乐谱抄烦了的时候，我就在家里编纂这部辞典。这种安排非常适合我，所以不论是在退隐庐还是蒙莫朗西，还有后来在莫蒂埃，我一直如法炮制。最后，在莫蒂埃，我一边忙着其他的事情，一边完成了这项工作。我始终认为，交叉工作是真正有效的休息。

有一段时间，我严格执行自己规定的作息，觉得很满意。然而，随着春光渐好，德·埃皮奈夫人到埃皮奈或拉谢弗莱特来得越来越频繁，这时我渐渐发现，某些起初并不让我太劳神也没怎么放在心上的事，现在却开始不断打扰我的计划。我之前说过，德·埃皮奈夫人有一些很可爱的优点：她很爱她的朋友，热心帮助他们，为了朋友从不吝惜时间和精力，所以她理应得到朋友们的关怀作为回报。在此之前，我一直尽自己所能回报她的热情，并不觉得是负担。最后我才意识到，我给自己套上了一条锁链，只是友情让我忽略了锁链的分量。我本就憎恶满座宾朋的应酬，所以愈发觉得这条锁链沉重不堪。德·埃皮奈夫人抓住我的这个特点，向我提出了一个表面上对我有利，实际上更有利于她的建议：每逢她一人在家或者几乎没有客人在座的时候，她就派人来请我。我没看出这会让我承担怎样的义务，便同意了。这样一来自然而然的结果便是：从此不再是我有空时去拜访她，而是她一闲下来便召我去她那里，从此再也没有一天可以让我自由支配。这种约束大大破坏了探望她的乐趣。我这才发觉，她慷慨给我的种种自由是有条件的，让我根本无福消受。有那么一两次，我试着想要享受一下这种自由，她立刻就派来好几拨人打探消息，又是带口信，又是写便条，为我的健康大惊小怪。我总算看明白，要想不被她召之即来，挥之即去，非得借口病得起不来床才行。这是我不得不接受的束缚，我接受了，对我这样一个平生最恨仰人鼻息的人来说，甚至还算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因为我真心爱戴她，这份感情常常让我感觉不到与之并存的束缚。对她而言，门客不来消遣的空闲就这样勉强填补上了，当然，这只是一种聊胜于无的补充，她无法忍受绝对的冷清寂寞，有我在毕竟比寂寥无人略强一些。

不过，自从她对文学产生兴趣，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要写点小说、信札、喜剧、小故事和诸如此类的无聊玩意之后，她就有事情可做了，写作很容易填补她的空虚。但是，最让她感兴趣的并不在于写作本身，而在于把写出的东西读给人听。每逢她涂涂写写折腾出两三页文字，她一定要找来两三位自愿捧场的听众。我还没有成为听众的荣幸，除非承蒙别人推荐去旁听。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受人待见。这种情况不仅在德·埃皮奈夫人的社交圈子如此，在德·霍尔巴赫先生的社交圈子里也一样，在格里姆先生说了算的地方都是如此。这种被人视若无物的情况倒让我落得自在，但是单独面对德·埃皮奈夫人的时候却让我不知该如何自处。我不敢和她谈论文学，因为还轮不到我妄加评论；我也不敢谈论风雅韵事，因为我太腼腆，宁死也不敢自作多情，生怕被人笑话是个老色鬼；再说，我对德·埃皮奈夫人从来没起过这样的念头，即使我在她身边待一辈子也不会往那方面想。倒不是因为我嫌弃她，恰恰相反，也许正因为我对她的友情太深，所以无法以情人的身份对她萌生爱意。看到她，和她谈话，我就感到很高兴。不过，她的谈吐虽然在社交场上引人入胜，单独相对时却乏善可陈；我的言谈称不上妙语连珠，也引不起她的兴致。我们时常久久相对无言，场面让我十分尴尬，便想方设法找话说。这种谈话常常让我疲惫不堪，却并不让我厌烦。我很喜欢对她献些小殷勤，给她兄弟般的亲吻，在我看来，这种亲吻似乎也无法勾起她的欲火。我们之间，如此而已。她身形瘦削，面色苍白，胸部平坦得像摊开的手掌。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我冷淡，我的心灵和感官都见不得没有酥胸的女人，此外还有一些不必细说的原因，总之我在她身边时，经常忘记她是一个女人。

就这样，我下定决心逆来顺受，不再对这种束缚做任何抵抗。至少在第一年里，这种负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沉重。德·埃皮奈夫人往年会在乡间度过几乎整个夏天，这一年夏天却只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也许是她自己有事要留在巴黎，也许是因为格里姆的缺席让她觉得在拉谢弗莱特的日子没什么意思。她不在或者家里高朋满座的日子，我便和我亲爱的戴莱丝和她的母亲一同享受幽居的乐趣，这样的时光对我而言格外可贵。虽然这几年来我常去乡下，却从未好好感受乡村生活的风味。每次去乡下都是和一些自命不凡的人同行，总是有些拘束败坏了旅行的乐趣，这反而更刺激了我对田园情趣的向往。我对沙龙、喷水池、人工修建的树丛花坛厌恶透顶，尤其厌烦以这一切为荣的讨厌鬼。我对绣花边、羽管键琴、牌局、打丝结、愚蠢的俏皮话、乏味的娇嗔、无聊的小故事和盛大的晚宴都痛恨至极。当我瞥见平凡无奇的小荆棘丛、稀疏的树篱、谷仓和草地的时候，当我走过一座小村庄，闻到香芹炒鸡蛋的香气，远远听到牧羊女的歌声时，我便把那些胭脂水粉、珊瑚玛瑙、金银首饰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让它们见鬼去吧。在城里，我吃不到家常饭菜，喝不到乡民自酿的好酒，真恨不得抓住厨师和管家老爷，赏他们几个耳光，谁让他们要我在晚餐时间吃午餐，在睡觉的时间吃晚餐。我还要揍一顿仆役先生们，他们贪婪地盯着我的饭菜，要么让我渴得冒烟，要么把主子的假酒卖给我，价钱比在小酒店里最好的酒还要贵上十倍。

现在我总算得其所哉，住在幽静宜人的居所，过着自由安稳的宁静生活，我觉得自己生来就应该过这样的生活，不过现在这种生活对我而言还是崭新的体验。在说明这种生活对我心灵的影响前，有必要梳理一下我内心的种种情感，以便读者从根源上更好地理解这些新变化的来龙去脉。

我始终将我与戴莱丝结合的那一天视作我的精神生活尘埃落定的一天。我需要恋爱，因为原本让我感到完满的那场爱情终于被残酷无情地斩断。男人心中渴望幸福的火苗永远不会熄灭。妈妈老了，堕落了。事实告诉我，她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得到幸福了。既然再无希望分享她的幸福，那我只能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了。我犹豫了好一阵子，心里转了一个又一个念头，想了一个又一个计划。如果跟我打交道的人有点常识的话，我原本会在威尼斯投身于政治。我这人容易灰心丧气，特别是对于需要长期努力的艰巨事业。那次事业的失败让我对任何事业都没了兴趣。那时的我总是把遥远的目标看作镜花水月，所以我打定主意得过且过，混一天算一天，再也看不到生活中有任何值得我奋发图强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