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蛇小说

第十二卷02（第1页）

索特斯海姆从斯特拉斯堡去巴黎闯荡，结果闯得穷困潦倒。他写信给我，痛悔前非。我回想起昔日的友情，不禁心有戚戚，就寄了一些钱给他。第二年，我路过巴黎时又见到了他，他还是那么穷困，不过已经成了拉利奥先生的至交。我无法知晓他们是怎样结识的，也不清楚他们是故交还是新识，两年后，索特斯海姆又回到斯特拉斯堡，从那里给我写过信，最后他在那里去世了。以上就是我们俩结交的大致情况以及我所知道的他的奇遇。我一方面怜惜这位不幸的青年，另一方面始终相信他是一位世家子弟，我想他的放浪形骸都是环境导致的后果。

这些就是我在莫蒂埃交游与结识的人物。结交多少人都无法补偿这一时期我的惨痛损失！

第一个损失是德·卢森堡先生去世。在医生的长期折磨之后，他终于成了他们的牺牲品。他患了痛风，可医生们就是不承认，硬当作是他们认为能治好的病来诊治。

如果元帅夫人的亲信拉罗什写信告诉我的情况确实可信，那么这个难忘的惨痛事例确实值得我们为大人物的不幸扼腕叹息。

这位仁慈贵族的死让我格外痛心，他是我在法国唯一真正的朋友。他性情温和，让我完全忘了他的高官显位，把他当成与我平等的人，对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因我出逃而终结，他还和从前一样给我写信。不过我也看出，我们的别离，或者说我的不幸确实让他的友情冷却了一些。一位朝廷重臣明知一个人在各国君主面前已经失宠，确实很难对此人保持同样的热情。而且，根据我的判断，德·卢森堡夫人对他的影响很大，我远在异国时，她趁机贬低了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她自己虽然也曾有过做作的友爱姿态，但后来越来越不隐讳她对我的情感的变化。她断断续续往瑞士给我写过四五封信，后来便再无音讯。奈何我当时太先入为主、太盲目自信，没看出她对我的心不只是冷淡而已。

迪舍纳的合伙人、书商居伊在我走后常去卢森堡公馆。他写信告诉我，元帅先生的遗嘱里有我的名字。这很自然，也很可信，我没有起疑心。这个消息让我开始琢磨，我该对这笔遗赠采取什么态度。反复权衡之后，我决定不管遗赠给我什么都予以接受。这是出于对一位正人君子的尊敬。后来我再没听说过这笔不知真假的遗赠，直接免除了我接受遗赠的义务。说真的，如果利用我曾爱过的人的死亡而获得好处，那会违背我最重要的道德信条，我会因此而难过。我们的朋友缪沙尔卧病在床时，勒涅普曾向我建议，趁他对我们的照料感激在心时，委婉地提醒他给我们一些好处。我对他说：“亲爱的勒涅普啊！不要用利益来玷污我们对这位垂死的朋友悲伤而神圣的义务吧。我希望我永远不要载入任何人的遗嘱，起码永远不要载入任何朋友的遗嘱。”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勋爵也和我谈起他的遗嘱，有意在遗嘱里给我一些馈赠，至于我给他的回答，我在第一部里已经说过了。

第二个损失更让我痛心，失去了就再也无法弥补：那位最善良的女人、我最慈爱的妈妈去世了。衰老、残疾与穷困让她不堪重负，终于脱离了这片人间苦海，升入善人的天国。在那里，尘世间所做的善事都会化为温馨的回忆，成为永恒的福报。温厚而慈悲的灵魂啊，到芬乃伦、贝尔奈和卡蒂纳那样的人物身边去吧，到那些地位低贱却和伟人一样慈悲为怀的人身边去吧，去享受您一生善良的果实吧，为得您恩慈的学生准备一个位置吧——他多么希望有朝一日能陪伴在您身边啊！您的故去是不幸中的万幸，上天终结了您的痛苦，让您不必看到您悉心抚养的人遭受不幸，您不必为我的惨状痛心了！

我到瑞士以后就没再给她写过信，生怕她知道我的灾难会为我伤心落泪，但是我给德·孔济埃先生写信询问她的情况，也正是德·孔济埃先生告诉我，她已经无法救助受苦受难的人们，自己也不再受苦了。我自己很快也不会再受苦了。如果在另一个世界里不能与她重逢，那另一个世界里也就不会有我期待的圆满幸福了。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损失是失去了勋爵。之所以是最后一个，因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朋友可以失去了。勋爵没有去世，他不愿再为忘恩负义的人们服务，离开了纳沙泰尔，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还健在，我希望他活得比我长久。多亏他还健在，我在这尘世上的牵挂才没有完全断绝。这人世间还剩下一个人有资格享有我的友情。人们从朋友那里感受到的情谊，比我们在朋友身上唤起的感情更能体现友谊的真正价值，但是我失去了他的友谊，从此只能将他当作一位我依然爱慕却与我无关的人。他当时准备去英国接受国王的赦免，收回他过去被查抄的财产。我们道别时还拟定了重逢的计划，对他和对我都是甜美的愿景。他准备在阿伯丁附近的基思城堡定居，我将来可以去投靠他。这个计划太称心如意了，我根本不指望它能实现。后来，他没有留在苏格兰，普鲁士国王的恳切邀请又把他召回了柏林。大家很快就会看到，我为什么没有到柏林去和他相会。

在动身前，他预见到人们即将煽动起一场针对我的风暴，所以主动派人送给我一份入籍证书，他似乎觉得我可能被驱逐出境，所以提前做好防范。特拉维尔谷地的古维教会也效仿总督的做法给我颁发了入会证明，和入籍证书一样也是免费的。这样一来，我在各方面都成了本国公民，不受任何合法的驱逐，就算国王本人也无权驱逐我。不过，要迫害尊重法律的人，从来就不会走合法途径。

德·马布利神父的去世不能算是我在这一时期遭受的损失。我在他哥哥家里住过，和他的来往谈不上亲密。而且我有若干理由相信，我的名声超过他之后，他对我的感情就变质了。直到《山中来信》出版，我才第一次看出他的险恶用心。日内瓦流传着一封致萨拉丹夫人的信，据说是他写的，信中说我这部作品是狂热分子蛊惑人心、煽动叛乱的疯狂叫嚣。我钦佩德·马布利神父的为人和学识，绝不相信这封荒谬绝伦的信是他的手笔。我按自己坦率的性格行事，把信抄了一份寄给他，告诉他大家都说那是他写的。他没有给我任何答复。沉默让我诧异。后来，德·舍农索夫人写信告诉我，那封信确实是神父写的，我的信让他一度十分尴尬。诸位可想而知，我多么震惊啊！退一步说，就算他说得有理，但他完全没必要这样做，对于一个他一向友好相待又从未辜负过他的人，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在我落难的紧要关头落井下石，而他竟然做得如此兴高采烈、开诚布公，对此他该如何解释呢？不久之后，《弗基昂谈话集》出版，我在这本书中看到的完全是对我的作品的剽窃和拼凑，肆无忌惮，寡廉鲜耻。这本书让我感觉到，作者对我再也不顾及情面，从此再不会有比他更凶险的敌人了。我相信，他不能原谅我写出了他力所不能及的《社会契约论》，也不能原谅我编写了《永久的和平》，他似乎只希望我为德·圣皮埃尔神父的作品做摘录，认为我不会取得多大的成就。

越往下写，我就越难理清事件的顺序，越难保持前后的连贯衔接。接下来的生活动荡不定，发生的事情太多，错综复杂，我无暇理出诸多事件的头绪，很难叙述得有条不紊。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只有可怖的神秘和我被逼无奈的悲惨境地。从这里开始，我只能写到哪里算哪里，想起什么就写下什么。

就在我谈的这个时期，我忙着写《忏悔录》，冒冒失失地到处和人说起这项工作，压根没想到会有人感兴趣，也万万没想到有人不仅有意愿而且有能力对此横加阻碍。话说回来，即使事先想到，我也不会谨小慎微，因为我生来就不懂得隐瞒。这消息一传出去，人们便着手掀起一场风波，要把我赶出瑞士，交到能断送我的人们手中。

我的另一个打算同样会引起害怕我写《忏悔录》的那帮人的仇视，那就是编纂我的作品全集。我觉得这项工作很有必要，在以我的名义出版的众多著作之中，必须确认哪些真正是我的手笔，与敌人为了诋毁我的名誉、贬低我的价值而搞出的赝品区分开来。编印作品集也是简单而正当的糊口手段，也是眼下唯一的生路，我已经放弃写作，回忆录又不能在生前出版，再也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开支始终不减。最后几部作品的收入眼看就要花完，即将失去生活来源。这种局面迫使我将还未大功告成的《音乐辞典》卖了出去，换得一百金路易的现金和一百埃居的终身年金。我一年的开销是六十多金路易，这一百个金路易维持不了多久，至于那一百埃居的终身年金，对于一个被乞丐穷鬼一窝蜂缠住的人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这时，有一伙商人从纳沙泰尔跑来，提出要承印我的作品全集，里昂有一位不知是印刷商还是书商的雷基亚先生，不知怎么钻到了那伙商人中间，主持全集的出版工作。合同订得比较合理，能满足我的要求。已刊印的作品和未付印的手稿算在一起，可以出六卷四开本。另外由我负责监督编印工作。他们会支付我一笔一千六百法国利弗尔的终身年金，同时一次付清一笔一千埃居的赠款。

合同拟定妥当，只等着签字。这时《山中来信》出版了。这部万恶的作品和罪不可赦的作者掀起了骇人听闻的baozha性反响，那伙书商吓坏了，作品全集的编印也随之宣告破灭。这部作品的效果堪比《论法国音乐的信》，不过那封信在给我招来仇恨、让我身陷险境的同时，至少还为我赢得了钦佩和尊敬。《山中来信》出版之后，日内瓦和凡尔赛的人们似乎很诧异——我这样丑恶的怪物怎么竟然还活在人间。瑞士小议会在法国使节的煽动和检察长的指使下发表了一项声明，以最恶毒的字眼宣称，我这部作品只能让刽子手拿去烧毁。声明还用近乎滑稽的口吻写道，别说批驳，哪怕只是提到这部作品都让人觉得丢脸。我很想把这篇奇文抄录在这里，只可惜手头没有，而且现在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我热烈盼望有热衷追求真理和正义的人能把《山中来信》从头到尾再读一遍。我敢说，在了解加诸作者的种种明目张胆而残酷无情的侮辱折磨之后，读者一定能感觉到贯穿这本书的隐忍克制和淡泊情怀。迫害者们无法回击我的辱骂，因为我根本没有辱骂；他们也不能痛斥我的论点，因为那些论点无可辩驳。所以他们表现出忍无可忍的愤怒，却不作任何批驳。如果将无可辩驳的论据在他们眼里就是辱骂，那他们确实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对于这篇丑恶的声明，国民代表们不但没有任何怨言，反而沿着声明指出的路线继续走下去：他们不但不以《山中来信》为胜利的标杆，反而把作品当成挡箭牌。按理说，这部作品是为他们辩护，而且可以说是应他们的请求才写成的，可他们不仅对这部作品毫无敬意，而且竟然懦弱到连一句公道话都不敢说。他们得以保全自身乃至最后取胜的唯一原因，就是遵循了我在作品结尾提出的忠告，然而他们从不公开引用这部作品，甚至从不提起，只敢背地里从这部作品中汲取论据。他们要求我出一份力，我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我对祖国和他们的事业都仁至义尽。所以，我请他们在争执中撇开我的问题，只为他们自己着想。他们按我的话做了。我插手他们的事情，完全是为了敦促他们停止纷争，谋求和平的解决办法，因为我毫不怀疑，如果他们继续固执己见纷争不断，最后一定会被法国彻底打垮。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我明白其中的原委，只是在这里就不说了。

《山中来信》出版后，在纳沙泰尔起初反响平平。我送了一本给蒙莫朗贝尔西耶先生，他客客气气地收下，读完以后也没发表意见。当时他和我一样有病在身，病愈之后还来看我，关于这本书也没有对我说什么。然而，平地里很快掀起了风潮，我的书不知在什么地方被焚毁了。风暴的中心不久就从日内瓦、伯尔尼（也许还有凡尔赛）来到了纳沙泰尔，尤其来到了特拉维尔谷地。宗教界还没有明显动作，就已经有人暗中煽动民众。我敢说，我在这里颇受大家喜爱，就如我在所有生活过的地方都和当地人相处得很好一样，因为我乐善好施，时常接济身边的穷苦人，在力所能及又合乎道义的前提下，对谁都不会拒绝伸出援手。我和所有人相处得都很融洽，尽可能避免任何可能引发嫉妒的特殊照顾。

然而，这一切都不能阻止无知的民众在人暗中唆使下对我日益不满，甚至渐渐发酵成疯狂的愤怒。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辱骂我，无论在乡间小路还是大街上都是如此。曾经得到我慷慨接济的人偏偏是闹得最凶的人，仍然受我接济的人不好意思亲自出面，便暗中挑唆别人，仿佛要以此洗刷受我恩惠的耻辱。蒙莫朗对这一切都视而不见，一直没有露面。直到某一次圣餐礼将近的时候，他亲自登门劝我不要去领圣餐，他向我保证说他并不恨我，决不会让我不得安宁。他还和我提起德·布弗莱夫人的那封信，可我不明白，我领圣餐究竟碍了谁的事。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让步是怯懦的表现，再说我不想让民众再有借口斥骂我没有信仰，所以我断然拒绝了牧师的建议。他怏怏不乐地告辞了，言下之意是我会对此后悔莫及。

牧师一个人的意见不能阻止我领圣餐，只要此前接纳我领圣餐的教务会议没有意见，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去领圣餐，不必担心被拒之门外。蒙莫朗设法得到教会的授命，传唤我出席教务会议说明我的信仰，如果我拒绝前往，就会被开除教籍。开除教籍必须由教务会议多数通过才行。以老教友的名义组成的教务会议由牧师担任主席，成员都是乡民，可想而知，他们都唯牧师马首是瞻，当然不会和牧师持不同意见，特别是在他们都一无所知的神学问题上。因此，受到教务会议的传唤后，我决定出席。

如果我说话和写文章一样口若悬河，这将是多么好的机会啊！那样的话，我就能在六个乡民面前，轻而易举地把可怜的牧师驳得体无完肤！新教牧师的统治欲让他们完全忘记了宗教改革的基本原则，我只需要对《山中来信》的前几封信作一番说明解释，就能让他们哑口无言，他们竟然愚蠢到拿这几封信作为证据来攻击我！文章是现成的，我只需略作发挥就能让那家伙无地自容。我可不会傻乎乎地防守辩护，我会在他们毫无防备时主动出击。教会的蹩脚教士无知又愚蠢，他们亲手把我推到对我最有利的位置上，让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垮他们。

可惜啊！我要善于辞令且能随机应变才能大获全胜，必须妙语连珠，应对自如，始终保持清醒和镇静，找到适当的口吻和措辞。我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缺乏临场发挥的能力。当年在日内瓦，面对已经属意于我的议会，我都笨嘴拙舌丢尽了脸。这一次，情况完全相反：我要面对的是一个博学不足狡猾有余的坏家伙，不抓住我的错处绝不会罢休，他可能给我设下上百个圈套，而我一个都看不出来。我越思考眼下的情势越觉得险象环生，觉得自己无法应付。最后我想出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事先草拟演说词，拿到教务会议上去宣读，以此免除我应答的义务。写一篇演说词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写完之后我便满腔热情地诵读，背得滚瓜烂熟。听我反反复复嘟囔同样的几句话，努力把演说词硬塞进脑瓜里，戴莱丝都忍不住取笑我。我知道，领主作为国王任命的官员，一定会出席教务会议；我也知道，不管蒙莫朗怎样耍手段笼络人心，大部分老教友对我还是有好感的。再说，理智、真理和正义都站在我这一边，我有国王的保护，邦议会也向着我，所有与宗教裁判制度利害相关的善良爱国者都是我的坚强后盾，这一切对我都是莫大的鼓舞。

我希望把稿子背下来。临到辩论前夜，我终于把我的演说词记得一字不差。整整一夜，我都在心里默诵。可到了早晨，我又背不出来了，每个字都要迟疑一下，我觉得自己仿佛已经站在众目睽睽的会议席上，心慌气短，语无伦次，头昏脑涨，思路一片空白。最后准备出发的时候，我的勇气彻底消失了。我赖在家里不去了，我给教务会议写了封信，借口身体不适不能出席。说实话，从我当时的健康情况来看，我确实很难在那次会议上坚持到最后。

牧师接到我的信也很为难，干脆推迟到下次会议再说。在此期间，他和他的爪牙四处唆使老教友。老教友当中有些人不愿昧着良心按他的意思走，也不愿跟着宗教界的节奏唯唯诺诺。他请那些人吃饭喝酒，席间好话说尽，但是除了两三个早已投靠他的走狗之外，他没能买通任何一位老教友。国王的官员和皮利上校（上校对此事格外热心）稳住老教友们，让他们恪守自己的职责。蒙莫朗想就开除我教籍的决议进行公开表决，教务会议以多数票明确拒绝了他。

这样一来，他只能破釜沉舟去煽动愚民。他和同伙的煽动大获成功，尽管国王多次颁发言辞严厉的诏书，邦议会也三令五申，可我还是不得不离开，以免国王的官员为了保护我而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

我对这段公案的印象已经相当模糊，记忆里只有零星的碎片，理不出前后连贯的线索，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