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蛇小说

第六卷（第1页）

此乃我之所愿：

一方良田，一寸园圃，

屋旁泉流清浅，庐外远接林野

但我不能接着说：

诸神赐予了我更多更好的[51]

不过没关系，我再无他求了。连财产也不再必需，我只要享受就足够了。我早就说过，所有者和占有者往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丈夫和情人的区别就是一例，我现在对此更是深有体会。

我一生中短暂的幸福时光就从这里开始，正是这段转瞬即逝的宁静时光让我有权利说，自己这一生没有白活。宝贵而令人留恋的时光，请重新再来一次吧！时光啊，我知道你像白驹过隙一样飞逝，但是请在我的记忆里尽可能放慢脚步，让我慢慢地回首往事吧。我该怎样才能按自己的心意，将这段无比动人又无比纯真的回忆尽可能写得很长呢？怎样才能反复记述同样的事情而不让读者和我自己感到厌烦呢？如果一切都是具体的事实、行为和言谈，我可以尽情描写和叙述，将它们还原在纸上，可是，那些没有说出口，没有付诸现实，甚至没有仔细思考过，只是感受和体验到的事又该从何说起呢？

就连我自己也说不出究竟为什么感到幸福。黎明时分起身，我觉得很幸福；散步时，我觉得很幸福；看见妈妈，我感到幸福；离开她一会儿，我也觉得幸福。在树林山丘间闲逛，在山谷中徘徊，读书，无所事事，在园子里干活，采摘水果，帮忙料理家务——不论身在何处，幸福都如影随形。这种幸福并不依托于任何具体事物而存在，而是驻扎在我心里，一刻也不曾离开。

这段珍贵时光里所发生的一切，这一时期我所做、所说和所想的一切，全都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在这之前和之后的事只偶尔有片段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即使想到当时的情景，记忆也是零乱而模糊的。唯独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全都记得清清楚楚，当时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年轻时我的想象力总是在憧憬着未来，在垂暮之年却只能回忆往事，用甜蜜的回忆来填补已经永远失去的希望。未来再也没有什么吸引我的事了，只有回首过去才能让我感到些许欢愉。关于我现在谈到的那段时期，回忆是那么真实，那么生动，让我在不幸的人生中还能回味当初的幸福。

我只举一个例子，诸位便可以看出这些回忆是多么鲜活、多么事无巨细。那一天，我们头一次前往沙尔麦特过夜，妈妈坐在轿子里，我跟在后面步行，我们走在一条上坡山路上。妈妈身子不轻，她担心轿夫们太累，走到将近半途的时候便下了轿，打算步行走完剩下的路程。走着走着，她看见篱笆里面有一丛蓝色的东西，她对我说：“你看！长春花还开着呢！”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长春花，当时也没有弯下腰仔细去看它，我又是近视眼，站着看过去根本无法分辨地上的花花草草，只是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便走了过去。在那之后的三十多年里，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花，或者说再也没有留意过它。1764年，我和朋友贝鲁先生在克雷谢爬山，山顶上有一座漂亮的花房，贝鲁把它叫作“美景房”，的确名副其实。那段时间我刚开始收集植物标本。我沿着山坡往上走，不时看看树丛中的植物。突然，我兴奋地喊了起来：“啊！长春花！”那的确是长春花。贝鲁看出我非常激动，可他不知道是为什么。希望他有朝一日读到这段文字，能了解其中的原委。通过这么一件小事，读者不难想象，与那段时光有关的一切事物给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不过，乡间的新鲜空气并没让我恢复健康。我本来就体弱无力，现在愈发虚弱，连牛奶都无法消化，只好不再喝牛奶。当时正流行矿泉水治百病的说法，于是我也实践起来，每天大量喝水，然而泉水疗法不但没有治好我的病，反倒差点让我送了命。我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拿着一只大杯子到泉边去，一边散步一边喝水，足足喝上两大瓶。吃饭的时候也彻底不喝酒了。我喝的水和绝大多数山泉水一样，水质偏硬，难以消化。我这样喝了不到两个月，一向健康的胃完全弄坏了，吃什么都消化不了。我想自己再也没有痊愈的希望了。与此同时，我又突然得了另一种病，不论就疾病本身还是它对我一生的恶劣影响来说，都可以说是不同寻常的怪病。

事情发生的那天早晨，我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我正忙着支起一张小桌，忽然觉得身体里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震动，最恰当的比喻大概是，好像血液中升腾起一阵风暴席卷了我的全身。脉搏跳动得异常激烈，我不仅能感觉到动脉剧烈的跳动，甚至能听到跳动的声音，特别是颈部动脉。与此同时，耳朵里也响得厉害，三四种不同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嗡嗡作响：粗重低沉的声音，潺潺流水似的清亮声音，尖细的哨音，还有我刚才说的那种跳动声，我不需要把脉也不用触摸身体，就能毫不困难地数出跳动的次数。我耳朵里响得那么厉害，甚至让我失去了敏锐的听觉。我没有因此完全失聪，但是从此之后，我的听觉便迟钝了许多。

大家可以想见，我当时有多么惊慌害怕。我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便赶紧躺到床上。医生来了，我哆哆嗦嗦地说明了我的症状，觉得自己一定是治不好了。我相信医生和我所见略同，但他仍然尽了自己的职责，向我啰啰嗦嗦地说了一大堆，可我一句也没听懂。然后，他根据自己那套高明的理论在我这“不值钱的躯体上”实施他所推崇的试验疗法。这种疗法让人极其难受，极其恶心，而且收效甚微，不久便让我厌恶透顶。治疗了几个星期，病情既不见好也没有恶化，我也不再去管脉搏跳动和耳鸣，干脆下床恢复了日常生活。从那以后，也就是说过去三十年以来，这症状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

过去我是个很能睡的人。可是出现这种症状之后，我开始严重失眠。我觉得自己大概不久于人世，这么一想，反而有好一阵子不再为治病的事操心了。既然我已经活不了多少日子，那更要尽可能充分利用所剩无多的时间。多亏大自然待我不薄，虽然不幸身患疾病，但我那得天独厚的体质却让我少受了很多苦楚。耳中虽然噪声嗡嗡不绝，但也不至于让我痛不欲生；除了夜间失眠和经常觉得气短之外，我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其他影响。气短的毛病也没有发展成哮喘，只有在我跑动或剧烈运动的时候才有明显的感觉。

这场病原本可能摧毁我的肉体，结果却只是扑灭了我的激情。这场病让我的心灵受益匪浅，为此我每天都在感谢上天。我甚至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从我将自己看作一个死人开始，我才真正地活着。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才对即将失去的事物给予应有的重视，才开始关心更加崇高的事物，留心那些原本早该完成却始终不曾留心的义务。过去我常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宗教，从来没有完全放弃过信仰。现在，我没费多少功夫便又投向了宗教的怀抱。许多人都觉得宗教枯燥无味，但在那些认为宗教可以给人慰藉和希望的人看来，却是趣味盎然而极其亲切的。在这个问题上，妈妈对我的教导比所有的神学家的说教都更有分量。

她对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对于宗教当然也不例外。这套看法中的各种观念甚至大相径庭，有些很有道理，有些则荒谬无稽，掺杂着与她性格和所受的教育息息相关的偏见。一般说来，信徒们总觉得上帝和自己一样：善人认为上帝也是好心肠，恶人认为上帝也是凶恶的。心中充满仇恨和愤怒的人只能看到地狱，因为他们巴不得所有人都下地狱，而温和仁爱的人就不相信有地狱。唯一让我惊诧的是，心地善良的芬乃伦在著作《忒勒玛科斯历险记》一书中谈到地狱时，仿佛真的相信有地狱存在。我倒宁可相信他是在说谎——不管多么诚实的人一旦当了主教，总难免有不得不说谎的时候。妈妈倒是从不对我说谎，在她那颗从来没有怨恨的心灵当中，绝不可能将上帝想象成伸张正义的复仇与愤怒之神。一般信徒在上帝的形象中看到的是公道和惩罚，而妈妈看到的则只有宽容和仁慈。她常常说，如果上帝以言行端正作为评判我们的标准，那他可就太不公道了，因为他并没有赋予我们成为品德端正的人应当具备的条件，要求我们这么做实属强人所难。不过，奇怪的是，妈妈不相信有地狱，却相信有炼狱，因为她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恶人的灵魂：她既不愿让恶人的灵魂下地狱，又不希望他们在脱胎换骨之前和善人的灵魂混在一起。我们必须承认，不论是在阳世还是在阴间，恶人总是很难处置。

根据妈妈这套看法，关于原罪和赎罪的理论就被全盘推翻了，普遍的基督教基本教义也受到了动摇，至少天主教没有了存在的根基。但妈妈偏偏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确切地说，她自信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份自信无疑源自虔诚的信仰。她认为人们对《圣经》的阐释流于教条刻板，过于生搬硬套。她认为，《圣经》中关于永恒苦难的描述只是带有威慑性质的寓言。在她看来，耶稣基督的死才是上帝之爱的真正榜样，这个典型教导人们要爱上帝，也要彼此相爱。总之，她忠于她所选择的信仰，她以真诚笃信的态度认可教会的全部信条，但是如果要一条一条和她讨论这些教条，就会发现尽管她始终服从于教会，但她和教会的主张其实大有不同。

在这个问题上，她的纯朴和真诚比学者们的雄辩和指责更有说服力，甚至有时让她的忏悔神父都觉得很为难，因为她对忏悔神父没有任何隐瞒。她对他说：“我是一位虔诚的好天主教徒，我愿意永远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会敞开我的整个心灵接受圣母教会的决定。我虽然不能掌握自己的信仰，但却能掌控自己的意志。我要使我的意志完全服从于教会，我愿意选择毫无保留地相信一切。您还要我怎样呢？”

我相信，即使这世界上从来没有存在过基督教，她也会遵奉与之相符的准则，因为基督教的宗旨和她的性格十分投契。只要是教会明确规定的事，她都会照做；即使没有明文规定，她也同样会做。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她总是选择服从。如果不是教规允许甚至是强制要求她开斋，她会一直奉守斋戒，因为她守斋完全是出于自觉自愿，是为了侍奉上帝而不是尊奉教会的规定。她所有的道德准则都来自德·达维尔先生的理念，可以说她完全看不出宗教与此有任何相抵触的地方。她可以每天和二十个男人同床共枕而心安理得，并不会因为情欲而觉得自己寡廉鲜耻。我知道有不少虔诚的女人在这件事上比她更无所顾忌，但是她与她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那些女人是受到情欲的驱使和诱惑，而妈妈则是被那套诡辩的哲学蒙蔽了心智。我们闲谈时，甚至谈到最动人、最富有教育意义的地方，她都可以平静地谈论这个问题，面不改色心不跳，一点也不觉得其中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如果当时有什么事情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稍后她照样会用同样冷静的态度继续谈起这件事。她发自内心地相信，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为了维护社会道德而确立的一条准则，每个通情达理的人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去理解、奉行或回避这条准则，不存在亵渎上帝的风险。

在这一点上，我的意见显然和她不同，不过我也不敢反驳她，因为我自己扮演的角色就不怎么光彩，羞愧之心让我难以启齿。我倒是很想建立那种在让他人遵守的同时又尽量将自己排除在外的规则，置身事外，不受约束。好在我了解她的性格，知道她不会滥用这项原则，而且我也清楚她不是一个容易受骗上当的女人。其实，我只是在谈到她其他言行不一致的行为时顺便提一下这点。这种自相矛盾在她的实际行为中其实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在当时更是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我曾答应要忠实地阐述她的主张，所以我遵守了我的诺言。现在让我再谈谈自己吧。

我发现妈妈的处世之道正符合我的需要，能够帮助我摆脱对死亡的恐惧，于是我便放心从这个深得我信任的源泉中汲取需要的养分。我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依恋她，真想把我行将结束的生命完全交给她。我确信自己命不久矣，也就对命运泰然处之，对她愈发爱恋，结果出现了一种十分平静甚至可以说十分幸福美满的状态，这样的局面缓解了让我们陷于恐惧和希望的激情，让我得以无忧无虑地享受好景不长的时光。

我想尽一切办法来培养妈妈对田园生活的兴趣，这为我们的生活更平添了许多乐趣。我一心想让她爱上花园，让她喜欢上那些家禽、鸽子和奶牛，结果我自己也爱上了这一切。田园生活的琐事占用了我整个白天的时间，但并没有让我手忙脚乱，没有打扰我的平静，劳动比牛奶和任何药物更有益于我那孱弱的身体，更能帮助我早日恢复健康。

我们在采摘葡萄和水果中愉快地度过了那一年剩下的时光。我们周围生活的都是些善良的好心人，这让我们对田园生活的感情日渐深厚。我们无不遗憾地等待冬天的来临，回城对我们来说就像被流放一样。而我尤其难过，因为我不认为自己还能活到春天再度来临，这一次离开沙尔麦特几乎就是永别。离开的时候，我亲吻了那里的土地和树木，走出很远还在回头眺望。回到城里，我和我的女学生们分开已经很久，我也失去了对城里娱乐和社交的兴趣，索性不再出门，除了妈妈和萨洛蒙先生之外再也没见过任何人。